上次我們談到了Riley v. California一案中的正反雙方主張，今天我們繼續看另外一個同時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中的United States v. Wurie案。

United States v. Wurie簡介

警察在目擊被告Brima Wurie從車裡拿出毒品販售後，將他逮捕帶回警局。警察從他身上扣押了折疊式手機(flip phone)，透過檢查通話記錄，發現數通"家裡(my house)"的來電，員警從電話號碼定位出地址，找到了Wurie藏毒之處。

檢察官起訴之後，Wurie要求排除因為手機檢視所取得的證據，他認為這些證據是透過違憲的搜索獲得的。一審法院沒有准許，Wurie被判販賣毒品罪。Wurie上訴後，聯邦上訴第一巡迴法院認為，警方搜索手機的行為並不能被涵蓋在附帶搜索範圍內，因為手機搜索沒有為了保護員警安全或預防證據消滅的目的存在。上訴法院也質疑為什麼員警沒有採取其他步驟，比如暫時將手機關機，先向法院申請搜索票。在聯邦上訴法院作成對Wurie有利的判決後，聯邦政府上訴到最高法院。

聯邦政府上訴理由

聯邦政府認為長久以來，警察逮捕嫌疑犯之後，並不需要搜索票就可以搜索嫌疑犯身上的物品，當然也包括手機。在嫌疑犯被逮捕之後，對保有隱私的期待已經降低，並沒有必要對可能有重要證據的手機做出例外規定。而且，逮捕後的附帶搜索對保存證據十分重要，也讓警察有機會知道嫌疑犯的同夥是不是就在左近。

聯邦政府認為，即便最高法院沒有辦法一概准許手機的無令狀搜索，至少在警察相信手機內確實有犯罪證據時，應該允許直接檢視手機，這樣員警在執行職務時，才有比較明確的規則得以遵守，也才不會造成偵查上的困擾。

更何況，本案警察只是透過來電紀錄來確認Wuriel實際上的住處，並沒有過度侵害隱私權的問題。

被告Wuriel的主張

Wuriel當然是贊同聯邦上訴法院的見解，他認為對警察來說，未得法院許可不得檢查手機，是再清楚簡單不過的規則了，一點也不會造成執行職務員警的困擾，聯邦政府恐怕是多慮了。

Wuriel同時也認為不能只是因為遭到逮捕，就會產生失去隱私期待的結果，也就是嫌疑犯不因為遭到警察逮捕而失去主張隱私的權利。在逮捕嫌疑犯後，只有保護員警安全和確保證據保全這兩件事情才能合理化搜索行為，其他都不足以作為搜索的藉口，更何況本案員警有大把的時間取得法院核發的搜索票。

和Riley v. California案不同之處：

有四個不一樣的地方。首先，Riley案被搜索的是智慧型手機，但Wurie案則是舊式的折疊式手機，兩者所包含的隱私訊息差很多。第二，Riley案透過手機內的照片、Wurie案則是以來電號碼發現關鍵性證據。第三，在二審的勝敗狀況，Riley案法院做出對被告不利的見解，Wurie案則是對被告有利。第四、Riley案是由州法院系統上訴、Wurie案則是聯邦法院系統¹，對照表如下²。

案名	Riley v. California	United States v. Wurie
上訴人	Riley	Wurie
手機類型	智慧型	摺疊式
發現證據原因	手機內照片	來電門號
原審法院	州法院	聯邦法院

下回，讓我們來看看2014年4月29日美國最高法院開庭辯論些甚麼？